目前，在“腐败因素”的导致下，某些文化教育的下属小部门，违背国家有关高等教育的改革政策，继续打着“加强管理”的旗号，在单位内部，各自为王、人浮于事的扩充领导机构，壮大管理队伍。这种十分不科学的奇怪现象，并不是来源于荒唐与盲目的认识不足和实验探讨，而是来自于“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唯利是图与有的放矢。既然是出卖良知、不正之风的造孽行为，我们不妨在此名正言顺的来一个以理服人。
我国古代对文化教育只有一字之称，那就是“礼”。在古代中央集权制中早先有了领导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礼部”机构。另外，我们祖先的文明史上对文化人素有“精通六艺”的说法，即“礼、乐、剑、骑 、书、数”。不难看出，“礼”亦是首当其先。
既然，文化教育以“礼”而称，“礼”在今天看来，也是文明与高雅的表现与概括。那么，是否在文化教育方面有必要尽量减少一些强制和低陋的“行为管理”。
这些年来，鄙人一直倡导这么一条教育理念：“教育是文化的心灵感应”。然而，与之相悖的“教育须强制的行为管理”仍在过分的活跃和延续。
众所周知，企业、公司、个体，甚至监狱里，管理机构与规章制度必然是维护其利益和秩序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形式和保障。
“身其正而令其同”。在文化、科研、教育领域里，领导机构的对象，大多是有志向专业、思想理念的不同程度上的知识分子。既然如此，领导们完全有必要善始善终、以身作则，以“独特、高尚、新颖”的科学文化理念，结合实际，通过思想的感染、感化，不断提高大家的自觉性、调动积极性、发挥主动性、尽情体现能动性。由于知识分子不懈追求的事业与公共利益有着紧密相联的嫡系关系，所以，每个人在勤奋努力的同时也巧妙地推动了工作的进行和发展。
然而，过分的、画蛇添足的强制管理对科研人员与学者往往起到干扰、破坏，甚至是打击的反作用。再者，行为管理，本来就是文化教育领域里的一种辅助工作，所以，对此而言，“可有可无、可轻可重、可缓可急”还需从实际出发。而“可无”，则是到达最高境界的表现及觉悟。
不用一一举例说明，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没有科研成果与文化名著是出自于强制的行为管理之下。不管是张衡还是牛顿，无论是曹雪芹还是罗丹……不是，全都不是！
事实上，早在《四书•大学》里，“诚其意，正其心，修其身，齐其家，治其国，平天下”已经深刻、远见地揭示了中国教育的重要性。“诚其意，正其心，修其身，齐其家，治其国，平天下”即：始终抱着对知识渴求的诚意，就能产生良好、公正的心态；在正确的心态下，自然会形成高尚的文化修养；高尚文化修养之人的家庭内外必然充满和睦与融洽；千家万户和睦融洽便会国泰民安；国家太平、人民安乐国家之间友好往来，则天下太平。此等境界，可见教育的重要所在，心灵感应之重要所在。理所当然的顺理成章，天下太平何须有警察、军队的多余？至此境界，恐怕强制的“行为管理”更是先废杳无了！
“中国教育”之所以有如此高瞻远瞩的伟大思想和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就是因为其善始善终的提倡和贯穿了一个“德”字。德，“品德”的“德”，“道德”的“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始终以高尚之品德、道德的思想观念，通过亲近文明，使广大群众乃至天下尽善尽美。
如此美好愿望，怎能不使千古豪杰前仆后继地向往和追求？那些平素有文化道德的正人君子，与他们之间的境界所固，在其实际行动中，时时处处体现着高雅文明的“礼仪”。“礼仪”是一种由修养、素质、境界自然呈现出的一种高雅行为和文明表现。一味的以“礼仪”而在形式上强制“礼仪”，无非是枯燥、乏味令人反感的非礼教条举措。故而，现代文明文化的真正“礼仪”，绝对不能容忍那些自私自利、结党营私、蝇营狗苟、损公肥私的肮脏思想与不轨行为的存在和蔓延。因为，高度的文明文化至始至终体现与贯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良与拔萃——“明明德”。
所以，在有关文化教育的部门里，应该始终摆正“文化的心灵感应”与“强制的行为管理”的位置。综上所述，在人类社会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文化治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的举足轻重值得令人冷静的深思与当机立断！
奚健斌手稿 2010年至9月1日于西安美术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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