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中篇之十七
就在含冤负屈被困在车间上三班的日子里，既要忍受内心的憋屈和羞愧，又要从事艰苦的劳动，一边还要坚持高中课程的艰难学习。这时的学习高数和高语有职校的夜校指导轻松了许多，物理和化学还要靠自学，但有了那套自学丛书也好多了，易懂多了，但总还得一步一步地走，一点一点的啃。
最为难受的是心中还要忍受苦恋的煎熬，忍受着思念和绝望的痛苦。站在锅炉间的门口，看着那个她从会计室进进出出，就有着心在流血的感觉，这心灵创伤的疼痛的难受程度远超过皮肉疼痛的千百倍。我患过瘩背，中医称痈疽，堪称外科疼痛之最，记得那一年的除夕，我一人坚持到医院换药的时候，疼痛得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我都咬牙挺过。也都没有这种心痛的感觉难受。
工作的困境、学习的艰难、失恋的痛苦三重苦痛一齐降临到一个人的身上，那种滋味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
就在这时又一个不幸降临了，一天下午拖着疲倦的身躯下班回到家，感到家里显得特别的寂静，走到屋里一看母亲病了，睡在床上发着高烧，赶紧送到医院，医生要立即住院。住院连续几天打针挂水吃药高烧仍然不退，急得一家人全没有主意，只有24小时轮流在医院照看着，等待着医生的确诊。
母亲的40度高温持续不退，在当时使用了价格最昂贵，效果最好的抗生素针剂先锋一号也不见效果。如此的高热几乎不能吃什么东西，医院便只好连续吊挂葡萄糖，以维持生命最低生存的需要。
住院10天以后医院的诊断结果终于出来了，诊断为糖尿病。这些荒谬的庸医对一个极其常见的糖尿病的确诊竟用了10多天的时间，这期间对一个严重的糖尿病人大量的使用葡萄糖，这无异于是一个杀人的刽子手，我恨不能亲手杀了这些杀人的庸医。
尽管确诊后使用了正确的治疗方法，但病情日益严重，一个多月后出现了并发症---尿毒症。病情再次恶化。
这期间我们姐弟三人每人一班，轮流值班看护。我一边在工厂的锅炉间上三班，下了早班我就直接到医院，直到医院熄灯我才回去。下了中班夜里一点钟左右到家，我一早就到医院。下了夜班我直接到医院，下午回去睡一会，也就很短的时间，因为想到妈妈睡在医院里，我一人再也就怎么也睡不着，总觉得家里冷冰冰、空洞洞的，在家一刻也住不住，只有在医院里守在母亲的身边心里才安。
这段时间头脑里整天浑浑噩噩的，上班时除了做完自己的那份工作任务外，便一个人闷在更衣室里，什么人也不见，什么话也不说。一直坚持的学习也不得不停止了，在锅炉间劳动的空余时间里书怎么也看不进去，晚上的职校请了假也不上了。我除了在家睡三四个小时以外，其余就是工厂和医院两点一线。
以前无论工作多委屈，无论学习多艰难，无论为了那个她心里多痛苦，但是我还有个家，我还有一份母亲的关爱和温暖，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这时我才更感到母亲对我时多么的重要，我恨不能哪里也不去，就蹲在母亲身边一刻也不离开，这是我生命的唯一依赖。
晚上我在病房里等到灯熄后，母亲稍微安静一点的时候，在寂静黑暗的病房里我一个人才得以静下来考虑自己的事情。工作一时无法改变，学习可以暂时放弃，更多的还是想到那个她。我这时陷身的困境，我这时陷身的艰难，我这时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我是多么的需要有人来陪伴我，帮助我。我这时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她，可她却是渺茫到一个毫无希望的梦。我在病房的离地只有30公分处的只有5瓦常明小灯的微弱光线下写着日记，极其目力勉强只能依稀辨别模糊的字迹，记录着孤苦无依的心情。
几个月来我在医院尽其所能悉心照料着母亲，一刻也不离她的身旁，竭尽全力做着我能为母亲所做的一切，甚至在无奈的情况下做着女儿该做的一切。我所记载的护理记录被医生和护士称为他们所见到的最详细的记录，积极地辅助医生的治疗。
母亲一直处在高热的半昏迷状态和被病痛煎熬着的痛苦之中，稍有轻缓一点的时候，她看到年轻的护士就问人家有对象了没有，你看我这儿子多好啊，母亲在病沉到如此地步的时候还在念念不忘地关心着我的婚事。我含泪对母亲说：“你就不要再关心我的事了，你安心把病养好，就是对我最大的关心”。
当家人都在病房她身边的时候，母亲用微弱的声音对他们说：“你们可知道二小他心里有多苦啊”。听着这样关切温暖的话，我早已泪流满面。平常大家都故意避开不谈这个话题，想不到母亲对我的内心这么了解，这茫茫人世间除了母亲还有谁能对我内心的痛苦这么了解，还有谁能对我如此关心？母亲对我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我即使24小时都不睡觉，都守候在她的身边，也不能报答她对我关爱的万分之一。
我都想母亲能像以往感冒发热那样很快好起来，很快又和我们一起回家，一起重新度过那平静而温馨的日子，我多想下班回到家再能看到母亲仍在和老朋友们一起打个小牌，我虽然对麻将一点也不懂，也不感兴趣，但我总是依偎在母亲身旁看一会儿，就这短暂的一会儿我在工作上所蒙受的委曲，那种种风风雨雨，那内心的苦痛仿佛就得到了一丝安抚和慰藉，我又重整精神投入到我的学习中去。那些和母亲打牌的街坊老邻居有时还说笑，你看他家老二，都快30岁的人了，每次下班还都到他妈这儿坐一会儿才走，就像个小孩子似的。
不管内心是多么渴望母亲能尽快好起来，但客观上母亲的病仍不见一丝好转。一天下午母亲把我叫到离她很近的距离悄悄滴对我说：“你回家去到某某地方去拿有两只戒指和400元钱，留给你以后结婚用”，我竭力地说：“我不要，我回去拿来都给你看病”。母亲的脸上这时露出一丝难得一见的微笑说：“傻孩子，不要瞎说，这是妈特意留给你的”，我仍然执拗着连声说着我不要-----我不要------。
我当时真的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母亲能平安回家，没有什么比这对我更重要。我深知母亲积攒下来的400元是多么的不易，这400元比现在的四万、四十万都要珍贵得多。在那艰难岁月里仅靠几十元微薄的收入维系生计，这400元都是母亲不知用了多少年的时间，一点一点地硬是从牙缝里省吃俭用省出来的。
那两只戒指能保留至今更属不易，这是解放前父亲送给她的，上面刻有母亲的名字，解放后一家五口仅靠父亲每月19元的微薄收入维系家用，母亲被迫给人家当家佣，家里穷到几近揭不开锅的地步，她也没有变卖它；文化大革命中家中面临抄家，母亲把它藏到一个好朋友家中，承担着被可能吞吃的风险，好不容易万幸被幸存了下来；69年母亲患癌症在上海治病，家中变卖了一切可以变卖的一切，死活也没有肯变卖这两只戒指，再一次被幸存了下来，这两只戒指的份量有千斤重。现在母亲却在她病重的时候要把这两只戒指交给我，我一时心如刀绞，我怎么也不肯接受。
母亲见我坚决不肯接受便很着急地对我说：“你再不肯要，难道要让你那黑心的哥拿去吗？”我也很着急地说：“我先保存着，等你病好回家后，留你自己加强营养”。母亲的关爱让我泪水长流。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想到当时的情景我都悲不能禁，心酸泪涌。
母亲的病依然不见好转，并且日益沉重，我的心也在日益沉重，隐隐预感着一种不祥的阴影袭来，我为那可能到来的不幸的结果感到万分的恐惧和悲绝。
就在这时，我被囚困在锅炉间苦役般的工作传来了一息令人感奋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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