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帝王之家，长于动乱之时，李煜何以不操戈习武，猎取功名，却一头扎进艺海，乐不知返呢？这自于李煜家庭的环境，宫廷的变故，以及当时社会的时尚相关。李煜虽生于烈祖建工立业，化家为国之际，但他七岁时祖父即逝，那“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的雄性之亢奋，竟与他无缘，血管里流得更多的，倒是乃父李璟“天性儒儒，素昧威武”之血液了，又何曾染过些许阳刚之气？“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一切造就了他的心性！一如他自己的词中所叹：“凤阙龙楼连宵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无非终日沉醉于“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之中罢了。然而，李璟此人，在政治上无叱咤风云之功，在文学上却有出类拔萃之能，他“多才艺，好读书”“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在他周围，星汉灿烂般簇拥着拿唐文士韩熙载、冯廷巳、李建勋、徐铉等人。相与讲论文学，好不风雅！他还妙于笔札，博收古书，厚赏献书者，一时宫中图籍逾万卷。李煜的几个兄弟，也各挟文才，“或善歌诗，格调清古”或“警敏，能文章”
或“材性夙成，雅善书法”，李煜自幼便生活在这良好的文学环境里。他后来在给兄弟的书信中，曾多次念及这“学以润身，虽三余而忍舍”，可见其文人雅士的生活。
家庭的熏陶，沉潜引渡了他的诗心，社会的环境，则织就了诗心的羽翼。事实上，自中晚唐起，上层文人中那种“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出”的怒吼和盛唐式兼济天下之胸怀，就已被种种退避争夺、峭洁清远之意绪所代替了。到了五代，随着封建割据政权的分崩离析，时代精神之趋向已然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一时山水画，言情诗成了当时最成功的艺术，治国平天下之志退居次要。这种刻意追求心境闲雅，安逸的时代氛围，，与他那柔婉清秀的气质风神一拍即合。为他诗心的弥散提供了产床。
但真正使他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刻意于文的，倒是家境的复杂、宫廷的变故。他的父亲是长子，理应继承王位，但他的祖父却钟爱二子景迁，又有权臣宋齐丘拥护。迁死，他的祖父又欲传位于四子景达。兄弟四人矛盾重重。所以，当李璟被立为太子时，仍谦逊再三，将嗣位，还欲让三弟景遂；即位后，又宣称兄弟继立。可见李璟在统治集团内部处境危艰。他周遭的多难和他温厚的性格，对李煜的为人为君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时移事易，岂料父辈争权的阴影，竟也波及到到了他的手足间！他的长兄弘冀，沉厚寡言，有战功，更有王欲。因六弟生有奇表，目重瞳子，貌若大舜、项羽、遂生嫉意。视为争夺皇权的对手。后虽被立为太子，因独断失行失宠。元宗怒中欲以皇位“兄弟相传”，弘冀闻之大骇，遂毒杀叔父景遂。骨肉相残的的宫廷血案，如履薄冰的自身处境，极大刺激了李煜。 “自出胶痒，心疏利禄。被父兄之荫育，乐日月以优游。”这虽是他即位时写给宋太祖的表白之辞，却也是他面对久已酝酿着的以宋齐丘和以钟谟为首的党争尖锐化事件的自慰。幸而
没有象叔父景遂那样没有被长兄所清洗。但手足的倾轧、大宋的阴影，不可避免的影响了他的性格。不过他毕竟不是长子，不必象长兄那样卷入政治旋涡。为避猜忌，他自号“钟隐”，别号“莲峰居士”终日悠闲于艺术天国。大有于此享尽天年，激流勇退之意。在晚唐五代或热中仕途、或故作清高的的上层士大夫的时代病中，他自然选择了矛盾的另一端，作起“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他的诗词中含有知足常乐、平淡冲和、逃遁退避、消极出世的飘渺禅意。从中我们领悟的不是一种学说，也不是一种情趣，而是一种不委屈一累己，漠视轩冕荣华的内在人格。不难理解，同一个他，与风流烂漫的艺术世界并存，恰是遗世独立的凡人的梦境。诗词文学，成了他赖以生存的避风港。
做个风流艺术家，本不该是人生的悲剧，不委屈以累己，本是禅宗妙谛。岂料，在李煜，竟兆徵着生活的多舛，悲夫！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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