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性的狂欢
我从哈尔滨回家的长途客车上，一连四个小时播放着红遍东北的二人转演员魏三的节目。我顿时来了精神。这么多年来，以文艺为专业的我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家乡的民间艺术，一些一知半解的知识也只是道听途说。曾经在大学暑假里，我跟我们当地民间艺人学过一段东北秧歌，他的客气叫我汗颜，因为在我看来，那种基于功利意识的学艺实在是我这个大学生对于民间艺人的施舍。检讨过无数次以后，现在在满眼街舞满耳说唱的快餐娱乐面前，我才懂得着简单的旋律和泼辣的舞步展现着故乡几代人的心灵世界。
然而，我确实不喜欢魏三的节目，这四个小时，我没有笑过一声，到最后竟流下了眼泪。这个丑角和其他所有戏曲中的类似角色一样，在自己的汗水和眼泪里无所顾忌地翻腾跳跃着。有多少现实可以供喜剧演员们去讽刺去揭露呢？又有多少主旋律去让他们去发挥，去歌颂呢？这已经不是原生态的民间艺术了，它带有拷贝之后粗陋的商业包装气息，但即使这样，你也能看出东北民间艺术在当今社会下的尴尬。他广受欢迎，但却似乎永远也登不上“大雅之堂”。这就像祖国各地的东北人一样，他们创造着财富，但在主流意识里，它永远摆脱不掉边远的印记。
杨宾于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在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写的《柳边纪略》中，对东北秧歌有过记载：“上元夜，好事者辄扮秧歌。”又说：“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妇女，又三四人扮参军，各持尺许两圆木，戛击相对舞，而扮一持繖镫（伞灯）卖膏者为前导，傍以锣鼓和之，舞毕乃歌，歌毕乃舞，达旦乃已。”
到今天，东北的民间艺术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二人转的传统剧目也有三百多个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蓝桥》、《西厢》、《包公赔情》、《杨八姐游春》等双玩艺儿；有《王二姐思夫》（又名《摔镜架》）、《红月娥作梦》、《丁郎寻父》等单出头；还有《回杯记》、《锯大缸》、《寒江》、《拉马》、《二大妈探病》等拉场戏。现代观众不知道，象相声、大鼓书等传统曲艺在建国以前都是“荤素”杂糅的，二人转没有相声那么幸运成为官方大力推广的曲艺样式，至于东北秧歌，也只属于庞大的民间舞家族中一朵惹不起人注意的小草。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二人转和东北秧歌是粗俗的民间活动，可是随着上世纪90年代二人转拉场戏与话剧表演相结合的东北小品流派的巨大成功，人们开始重新关注东北的民间曲艺艺术。现在，人们说东北人幽默，其实，东北人的搞笑更多的不是幽默，对于方言的创造性发挥以及形体动作的随意夸张更是一种滑稽意义上的表演行为。魏三的表演让我猛然间意识到，东北曲艺的核心是中华民间艺术少有的以“丑角”为主体和主题的表演形式，那么相声呢？京韵大鼓呢？河南坠子呢？因为边远，所以侥幸逃过文革的“改造”，因为没有改造，所以他更加远离殿堂，但也正因为没有改造，它更以中华民间艺术的“原汁”的状态被21世纪数以亿计的普通老百姓所重新接受！我喜不喜欢魏三是次要的，但我妈妈喜欢，我叔叔伯伯喜欢，和我同行的一车年轻人都喜欢，于是我再一次确定了一个我思考了很久的问题：民间艺术的民族、民主、民生的“三民主义”！
民间艺术的历史特性是时代民众的精神反证，真正的保护和提倡不是把老虎关进笼子里，而是把它放归大自然，以策略性的经济原则去严肃对待！这，是对老百姓的责任。
我还记得小时候每年的大年初一，必定有大秧歌或二人转等庆祝活动。当时我不太听得懂二人转，对秧歌可是痴迷。奶奶每一次带我看完，我都要回家给父母的朋友表演。同时，在幼儿园的表演队中，我往往是领舞的孩子，想起那份难以言说的自豪我就激动不已。比起现在做节目的少儿歌舞，我可算是一个老民间艺人。那粗陋的化妆，土土的服饰都叫我激动过。
今年大年初一，我和爸爸去寺里烧香，刚上正街，就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远远看着秧歌队走了过来，哎呀，恍若隔世，还是印象中大红大绿的裙子，只是没有了西游记、白蛇传、丑婆子等诸多人物。这人数很少的一对人马不时走进各企事业单位院子里表演，自有负责接待者用盖着红布的托盘托出红包香烟等礼物。
见到这种架势，我自有一种伤感，但仔细回想，小时候好像也有这种情形。那时候不太关注这个，现在却觉得刺眼，我说不清其中的道理，也不愿意去说清。就愿这古老而通俗的民间活动这样生息于这白雪红符装点的村镇吧，它的尴尬和那永远的悲伤叫人不忍去碰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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