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人风尚与时代悲剧
——透过文人及其作品看时代文学
对于60年代头脑清醒而又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来说，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反右倾运动，他们会产生一种失落与幻灭的感觉。“信仰没有改变，对领袖的忠诚和崇拜没有改变，但面对现实的诸多现象，他们少不了有些诧异，有些疑惑。”这种心态的描写也适合于邓拓这样的党内知识分子。在他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及其它一些杂文，内容极其驳杂，然而确与现实有一股强烈的争锋。在邓拓体内，流着文人与政治家的双色血液。在当时，他却又是一位颇有远见和独特性，不想随波逐流的知识分子，这一方面使他具有强烈参与现实的精神，如他在《事事关心》中引用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另一方面使他在关注社会现实时，更多的是写讽喻的文章，揭露时代的弊端，却极少写赞美与歌颂的作品，其目的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改变这些弊端，以求国家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就不免与时代的抒情大合唱不合拍，甚至是所谓的唱反调，这就导致了“三家村”的文字狱的发生，在今天看来，主要是因为党内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却选择邓拓等人作为突破口。究其原因，就是他们那些“不合时宜”的表现。于是，不难看出，60年代的政治作风，已经容不下像邓拓性格中这股强烈的书生气质了，因此，当党的路线发展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邓拓等人首当其冲就不免落得惨淡的下场。
读过《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及邓拓的其他杂文，不难看出，他确实是一个具有强烈书生气质的知识分子，这些杂文以渊博的知识谈古论今，尤其是在古籍方面的知识，对他而言，更是挥洒自如。下面，我们就从他的部分杂文中细细体会邓拓本人的人格风尚及其“书生意气”
在邓拓的《一个鸡蛋的家当》里，有这样一个引用：小说家江盈科，在他的小说《雪涛小说》中讲述了一个把一个鸡蛋就作为家当的故事，借以讽刺那种只有一个鸡蛋就妄想发财致富的人，“统统用空想代替现实”“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依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步骤都要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现实，充分显示了财迷的本色”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财富积累计划却不是努力耕耘得到的，而是巧取豪夺，这就充分暴露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奸商聚敛资本的丑陋行径，从而展示了邓拓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肯定和赞扬，这就证实了他敢于批评的精神，也为他文革中受打击的遭遇埋下了祸根。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他是以书生气质投身革命的一个类型，一个范本，书生气质自然不是他的全部，但恰恰因为他的带有书生气质，他才能够与众不同地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他独特的东西，才会产生那么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才会有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文学创作。”为了证实这位研究者的话，我们来看看邓拓的《伟大的空话》《堵塞不如开导》两篇杂文。
在《伟大的空话》一文中，邓拓讽刺那种喜欢用许多大字眼，“说了半天还是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涂，或者等于没有解释”的“伟大的空话”。例如文中借用八股文：“夫天地者，六合宇宙之乾坤，大哉久矣，数千万年而非一日也。”其中，用天地，六合，宇宙，乾坤，这些字异意同的词，听起来，说的似乎非常壮阔，但细细体会，也只不过的同一个意思，那么，为何还要大费周折，浪费笔墨呢？收到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邓拓借此文只是为了告诫人们不要浪费自己与他人的时间和精力，不要说那些大话空话，在有限的岁月里做一些实在的事，有意义的事，在当时“大跃进”刚过去不久的情况下，文章的针对性是很明显的，其讽刺在今天看来也是尖锐而且有实际意义，这就说明了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面对这样的现实，邓拓却无法想象人们的思想里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仍然是那些伟大的空话吗？渐渐地，希望人们改变说“伟大的空话”的习惯也成为了邓拓理想中的一部分，可见，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综合以上的两点，邓拓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统一论者。这就是他的书生气质给他带来的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也是他的优点，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这也成为了他的致命的缺点。
邓拓在《堵塞不如开导》中强调：堵塞事物发展的道路是错误的，必然会失败，而应该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人们对待事物运动的力量也可以采取种种不同的态度，归结起来，有两种态度是正相反对的。一种是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一种是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前者是错误的，注定会失败的；后者是正确的，必然会胜利。从“堵塞文中借用传说“尧舜禹”的故事，分别”与“开导”两个方面说明了二者带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虽然这仅仅是传说，然而，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其间的道理，不难得出，可信度是极大的。他借用此文是为了说明处在当时非常时期的人们应该多多领会古人的经验教训，寻找解决问题的更好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邓拓对古今中外的知识征引的非常熟练，恰到好处，尤其是在古籍方面，他更是挥洒自如。
邓拓的人格显然与他所景仰和爱慕的历史人物，如苏东坡，林则徐等不无共同之处：“这些人物都才华卓绝，但他们都有怀才不遇或者被误解被冤屈的经历。这样的经历没有让他们消沉，他们在诗词书画里寄寓着忧思，他们依然关怀着芸芸众生，忧国忧民的情结从来不会因为挫折而淡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从来没有萎缩过。仕途可以中断，政治抱负可以只是梦想，但人格却不能变形”。作为党内知识分子，邓拓与那些见风使舵的政客、文痞不同，他有着自己的政治见解与政治操守，人格上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在他的《批判正解》一文中，主张“不论是思想批判，学书批判等，决不是以‘打击’或‘否定’一切为目的的，而是为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好地接受遗产，发展文化”，在50年代一系列运动的冲击之下，百家争鸣变成了一家独唱，而“扣帽子”式的批判风行一时。邓拓的这些观点是很有远见的，他主张脚踏实地的作风。就在1956年底批判《海瑞罢官》的气氛已经很紧张的情况下，他还在一个座谈会上号召大学生“不要扣帽子，要摆事实讲道理，力求创造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改变过去讨论中的紧张气氛……”邓拓大概没有想到，他在杂文和讲话中的这些颇有建设性的意见，在不久后爆发的文革中被当成“有指挥，有计划”地发动向党进攻的罪证，就这小小的杂文与讲话而断送了他的“前程”。
置于当时时代背景下反思邓拓等人的悲剧，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对现实的建设性的讽喻之所以不能容纳，与当时的党内决策者没有能够及时完成从战时文化心态到和平时期的建设文化心态的顺利过渡有关。邓拓等人的批评性意见虽然在本质上没有企图否定当时的权威，在当时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下，他们的无意已经被最高决策者以战时敌我的对立的文化心态来错误理解。他大概没有想到这种意见也会被战时心态的方式来理解，从而将自己逼上绝境。
但邓拓即使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以他个人的人格风尚和其创作的“书生意气”，他大概仍然会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道路。与其说是邓拓的个人性格和创作的书生意气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倒不如说是时代不肯给他们创作和思维的空间。他的政治家兼文人的本色在这种绝境里得到清楚的表现，他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他“无法割断与现实的联系，无法改变一个政治家与现实的本能要求”，他的书生气质也使他不能趋炎附势，指陈时弊如骨哽在喉，不吐不快，即使说话的空间已经很小，他仍然以讽喻的态度进行劝谏。现实的矛盾，个人的挫折不会使他改变对集体理想的忠诚，骨子里，邓拓受中国传统中士人阶层的劝谏传统影响很深：他的个人价值与一种理想主义的入世精神的传统紧密相连，他不可能对他借以寄托生命价值的理想及其对现实体现者采取怀疑的态度。他的批评也仅限于这种理想在现实中的不完善，目的是促使其早日改进，得到实现。像他所崇尚的屈原以至东林党人，林则徐一样，即使“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他仍然要参与现实，仍然会毫不犹豫地走上这条危险的“讽谏”道路。他最后真的走上这条道路，因此也使得60年代的公开文学保存了一脉知识分子的批评精神与理想主义传统。
邓拓那种叛逆的文人性格，既显示出了他高尚的文学素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创作精神，又从某种程度上刻画出社会丑陋的一面，但仍然无法阻止一场时代悲剧的产生。我们在叹息之余，尤其要持着一种大无畏的勇气，看待生活，评价社会，方能把中国文学推到一个更高的殿堂！
参考文献：
1. 中国当代文学网。
2. 王必胜《邓拓散文选集》，2004年9月第2版。
⑴.《一个鸡蛋的家当》第91页。
⑵.《堵塞不如开导》第99页。
⑶.《批判正解》第102页。
⑷.《伟大的空话》第114页。
⑸.《两则外国寓言》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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